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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丹使者尚在赶往东京的路上,宋朝间谍就贿赂辽臣买下文书内容,加急送至仁宗手里。得知辽人底线后,仁宗和群臣们有了底气。谈判中宋人坚决不同意割地,只允许联姻或增加岁币。经过商谈,仁宗派富弼带三封国书前往辽国修约。三封国书中写着三个不同的条件。一是可以与辽人联姻,并一次性给嫁妆钱,但每年岁币不再增加。二是若辽人不约束夏国,宋每年只多给岁币10万。三是若辽人让夏人重新称臣,每年愿增岁币20万。这三个条件中,第三个对辽人利益最大,同时也是宋人谈判的底线。宋廷之所以搞了三封国书,就是为了让富弼便宜行事,尽可能减少朝廷的损失。没想到辽国间谍也不是吃素的,在使团去往辽国的路上,就被“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宋人的谈判底线同样被摆在了桌面上。最后不得不以增岁币20万作为条件。

北宋的间谍被冠以“刺事人”、“谍者”、“谍探”等称谓,由于北宋时期时局动荡,战事不断,间谍一直受到宋廷的高度重视。北宋名臣苏辙在《奕城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臣闻太祖之时,边臣皆重金养间谍。”

宋太宗时期,大臣田赐上疏曰:“今之御边,无先于用谍。兵书曰:事莫密于间,赏莫重于间。北方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契丹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谍若行,则其国自乱,其国自乱则边鄙自宁。昔李靖用间破突厥,心腹之人自离贰也,书在唐史其事可知,今募能往绝域斗乱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汉之陈汤传介子之流,则不劳师徒,自然归化,此可以缓陛下忧边之心也。”在这件奏章当中,田赐详细论述了间谍的重要性,并引用唐朝李靖利用间谍大败突厥的事实,建议朝廷重金招募间谍,派往北部契丹,分化瓦解,使辽国内乱,以达到边境和平之目的。

宋真宗咸平初年,为了适应与契丹的战事需求,在雄州(今保定雄县)设置了谍报机构——机宜司,用来刺探契丹的军事情报,这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情报机构,正式拉开了北宋与外族军事入侵者的谍战序幕,在此后的时间里,无论是在与契丹还是西夏的军事行动中,机宜司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机宜司的主要作用就是负责招募并培训间谍人员,定期收集情报,并向谍报人员付报酬,宋辽结盟以后,为了安抚契丹的政治情绪,最大限度的体现北宋的和平诚意,因此,就将机宜司更名为“国信司”,但其职责和任务并未改变。关于机宜司,宋仁宗时的包拯在《包拯集较注》中,有过这样的描写:“欲乞应系沿边自来探候事宜,州军密令知州、通判及旧例管机宜人等,尽籍见勾当(探)事人姓名,仍具机宜司,见管金币多少?自来每得甚事?支与何等物?几月日可来一报?仍令多方求访。”

宋真宗景德三年,设置河北沿边安抚使司,后宋仁宗庆历八年四月,设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司,这些安抚使司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募间谍,并向敌方派遣间谍,收集情报,抓捕对方间谍。徐松着《宋会要辑稿·兵》记载:“降度僧牒三百与定州安抚司,充训练义勇、保甲及募刺事人之费。其沿边州军宜并依定州例,量赐本钱出息。令钩致虏人之能知其国事者,或质所爱,使探问虏中任事、主兵人姓名、材能、性识、所管兵数、武艺强弱、屯泊处所、城垒大小、粮食多少及出兵道路。刺其的实,编类成书,准备照用。其边臣不能使人,致前后探事尤无实者,当移降。”

北宋政府还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的汉族居民当中,用重金招募、发展、派遣间谍,政府设立专项间谍发展基金,用以保障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向这些间谍承诺以封官进爵、给予田产等条件,解决间谍身后事,激发间谍积极为朝廷的军事行动、外交斡旋提供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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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间谍刺探本国军事情报,有效防止敌方间谍的渗透活动,北宋政府还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一是边关严查奸细。北宋时期在河北一带设有众多关口,比如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高阳关等,这些关口主要是方便双方边民通行,以及边境贸易,因此这里就成了双方间谍汇集的地方,也是北宋政权防止间谍潜入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军方日常的严格检查外,还出台了相关法律,用以震慑敌方和本国的间谍。宋律规定:“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其有奸人入出,若不速告及告而稽留,不即共捕,致失奸寇者,罪亦如之。”二是严令书籍外传。北宋的书籍在当时来说也是契丹刺探重要情报的来源地,他们通过有关书籍的文字记载来分析相关数据,从而来判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下旨:“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政府规定,除了经书以外的书籍严禁外流,违法者判刑,书籍没收。、但是有些商贩面对高额利润还是会铤而走险,置边民法律于不顾,甚至将写有国家政策、军机要事的书籍源源不断贩往契丹,特别是“澶渊之盟”以后,随着双方榷场的开设,边境贸易频繁,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宋哲宗时期,朝廷再次下诏:“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宋徽宗时期,又将违反规定私自外流书籍的行为等同于铜钱外放之罪,因为在北宋时严令本国铜钱外流或者走私出境,走私五贯以上即可判处死刑,随着当时法律的越来越严格,说明了当时禁止书籍外流现象是十分严峻的,因为这一现象威胁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三是对两属地人严加约束。所谓的两属地,就是指与契丹的界河——拒马河以南的归信、容城两县,因为这两个县为北宋和契丹共同管理,由于这两个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这两个县的居民对契丹和北宋两个国家是都非常了解,这两个县的居民被契丹发展成为间谍的人数众多。因此,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北宋政府对这两个县的居民颁布了严格限令,比如,规定这两个县的居民不得私自跨出本县县界;严禁渡黄河跨过以黄河南地区;严禁这两个县的居民与其他地区的居民结亲等措施,对于充当契丹间谍的人员予以严惩,甚至判处死刑。四是实行抓谍奖赏制度。除了对外派出间谍,抓捕敌方潜入北宋的间谍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据李焘着《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河北、河东缘边安抚使司,应近边不逞之辈,有妄言以惑境外者,严加捕诘。”宋哲宗时期,定州路和高阳关一带,经常有北方契丹间谍秘密潜入,来宋境刺探情报,因此朝廷下诏令真定府安抚使司、高阳关安抚使司对各处关隘、水路严查,并增加大量巡捕官兵,沿五台山一带和河北交界边关密查,徐松着《宋会要辑稿·兵》中记载:“勘会沿边北界可以通行人马 、舟船人南界要切处 ,令巡捕盗官等并分布巡防 ,毋得张皇侵越边界 。”除此之外,北宋政府还出台了奖赏条令,对能够抓捕间谍的人员实行奖赏,《宋会要辑稿·兵》中记载:“支赏钱三千贯,白身更与补三班奉职,官员并与改转。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赏 ,与免罪外。”

《宋史》有这样一段记载:“庆历二年(1042 年),(种)世衡尝以罪怒一蕃落将,杖其背,僚属为之请,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赵元昊,甚亲信之,得出入枢密院。岁余,尽诇得其机事以归,众乃知世衡用以为间也。”说的是北宋名将种世衡利用间谍实施离间计,成功除掉敌方将领的事迹,这是北宋史上,利用间谍除掉的敌方最高将领。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策略之人,是反文化外交间谍第一人!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佑四年(1089年),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仿佛又开始中朝两国友好的新篇章,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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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立刻给礼部提出意见,内容包括三方面:1、涉及国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图书的出版、印行要严加禁止或监督控制;2、转运使、开封府、国子监等机构防止涉密图书文字流传到国外;3、各州县、监司、国子监机构监督民间雕版印刷书籍。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发行的审核许可制度,也是最早关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后来,朝廷在苏轼、苏辙的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烂脸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可是元佑八年(1093年),高丽人又死皮赖脸地要求购买《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书籍,这些书可是关于北宋政治理论及其制度建设的书籍。北宋朝廷对于卖不卖书形成两派:以苏轼领导的礼部坚决反对,苏轼专门罗列了卖书的“五害”:经济上得少失多;过程暗损民力;高丽所得必为契丹所获,等于借寇自盗;国家虚实被窥测;可能授人以柄。他认为如果北宋的政治动态、社会虚实这些情报都被契丹掌握的话,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太大了。但不久,苏氏兄弟因党争被贬岭南,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于是,北宋大量国家文献流入高丽,再转到辽国,给北宋的外交带来了巨大麻烦。

辽国在燕京府设有专门的间谍机构,为辽国制定对宋政策提供依据。不仅仅是辽国间谍在宋朝活动猖獗,西夏、金都不断地向宋朝派遣间谍。这些间谍都以不同身份伪装潜伏宋境,伺机而动。最有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秦桧。金人以秦桧为内奸,在南宋朝廷内部竭力推行投降路线,百般打击抗金力量,杀害抗金将领岳飞,使得金国不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阻碍。这是后话,不提也罢。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间谍斗争的严峻形势。直至辽弱金兴,北宋才真正认识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才有人想起苏氏兄弟的国家安全策略,但为时已晚。

听到这里,你还敢问,有宋一代有没有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