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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国条约》签订以来的政策惯性,使得大家都默认了不可一方独霸某一个重要利益区。

此外,英国还在欧战的阴影之中。

他们的经济水平直到前几年才刚刚达到了1913年战前水平,在整个20年代,英国的经济还是十分的乏力,并没有涌现出像美国柯立芝繁荣那般的经济高速增长。

不过,他们也没有那个时间了,马上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之后,英国将迎来一轮又一轮的大萧条,直到开启战备,英国的战时工业才会稍有起色。

英国人看来,远东地区需要一个三角锁链,将日本的势力范围牢牢锁住。

现在他们有了香港这个支点,美国人的菲律宾也可以看做一个支点,那么就需要将自己的目光向北移,东北则是一个非常好的落脚点。

只不过受限于英国日益衰落的国力,郭松龄并没有和英国人达成实质性的成果,只不过是在报纸上发布了几篇无关痛痒的报道。

英国商人宁愿去和安徽的本土企业争夺市场,也不愿意北上去面对可能爆发的战争风险。

毕竟明眼人都能看的出来,关东军可能会憋一包大的。

只不过是时间,地点,方式和烈度的问题。

虽然奉系与英国的走动和外交联络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种趋势已经足以刺痛日本人敏感的神经。

他们一向将东北看做自己内定的领地,是帝国重中之重的生命线。

而苏联人也对所谓的英帝国主义勾结东北势力,做出了帝国主义可能准备从东西两方面对苏维埃祖国进行夹击的看法。

东京的报纸公开宣扬日本在满洲势力之不振,原因乃因俄国之政变及英美势力之伸出极东固也。

郭松龄联络英国人的举动本来是为了制衡过大的日本势力,但是这一调整对外关系的重大举措,却因为当时内外环境的变化并未产生期待的效果。

相反,其对日本少壮派军人所产生的巨大刺激,更令郭松龄始料不及。

以河本大作为代表的日本少壮派军人所预见的,其实是奉系与英美走近,产生与日本离心离德的倾向,最终将日本势力驱逐出东北。

奉系集团“疏日亲英”的外交布局在激进的少壮派军人心目中形同“背叛”。

如河本大作便常开口闭口说:“张雨亭曾受日本培养,但却忘恩负义,接近英美,从事排日运动,真岂有此理。日本满蒙政策的最大眼中钉就是张雨亭与郭松龄二人!”

察觉到这种离心倾向的不光是河本大作等身处于关东军,与奉系交流最密切的少壮派军人、日本国内的社会媒体舆论也注意到这一点,在当时的外交时报上就公开报道说,

“英国近年来亦注目北方,与我争长,今日日本在满蒙所谓势力范围及特殊权力者,殆皆破坏无遗!而英美之势力,乃复滔滔侵入。”

似乎,一场阴谋风暴在东北亚上空逐渐形成,矛头直指刚刚成功的郭松龄。